七、关于文化考查和“三来三去”
　　1971年9月13日林彪集团覆灭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出现转机。周恩来在“批林整风”过程中多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他大声疾呼，力挽狂澜，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为拯救濒于毁灭的科学研究、教育工作包括招生考试工作，而殚精竭虑。
　　1972年7月至10月，周恩来在接见中外科学家时多次强调理论和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深刻阐述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红与专、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他说，只强调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过去理论脱离实际，现在强调实际，对理论提供不够，学校里的基础理论课也少了。要提倡理论研究的空气，“文化大革命”几年，现在接不上茬。他针对招生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在当时条件下有可能改变的“全部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和“四人帮”极力推崇的“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指出，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大学毕业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回到原单位，有些人可以留下来深造。他还对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在批林整风的形势下，1972年7月15日到8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全国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试办班以来招生工作的经验，提出1973年招生工作意见。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准科教组报送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根据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指示精神，《意见》强调“全面掌握入学条件，保证学生质量”。针对《全教会纪要》关于“一般应具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提法和关于“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意见》规定：“各地应遵照毛主席关于‘又红又专’的指示，在群众推荐、政审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考查的内容与方法，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和各专业的不同要求进行试验。”“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这句话是迟群加进去的。
　　批极左，触及了“四人帮”的要害，他们组织文章围攻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所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并秘密调查文章的“背景”，叫嚷要批周培源的“后台”。1973年12月，毛泽东公开表示批林整风要批“极右”，否定周恩来批极左的正确意见，从而使“文化大革命”朝着更加极端的方向发展下去。
　　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各地在1973年的招生工作中进行了一些极其简单的文化考查，知识青年中出现了学习文化知识的可喜苗头。“四人帮”为此而极其恼火。毛远新首先跳了出来，把交“白卷”的张铁生作为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打出来，掀起了以反周恩来为目标的“反回潮”。
　　张铁生是辽宁省兴城县下乡青年、生产队小队长。在1972年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中，理化科只得了6分。他感到升学无望，便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吹嘘“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等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有两天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最后恳求说，“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7月19日，《辽宁日报》按照毛远新的意见，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信，并加毛远新修改过的编者按。8月10日，《人民日报》也加编者按，转载了《辽宁日报》编者按和张铁生的信。8月4日科教组突然召开“招生工作会议”，并且只由迟群一人讲话。他说，当前大学招生工作在按什么路线、什么标准选拔学生的问题上，面临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他认为，文化考查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挑战，是对教育革命的反攻倒算，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
　　1974年6月国务院批转的科教组《关于一九七四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中说，“在去年的招生工作中，经历了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招生工作中的表现和影响突出反映在文化考查问题上。不少地区曾程度不同地出现过沿袭旧高考的办法，搞突然袭击，闭卷考试，单纯考书本知识，凭分录取，忽视推荐对象的政治表现和实践经验，忽视招生工作中群众路线的错误倾向。”关于1974年的招生工作，《报告》要求“选拔学生要无产阶级挂帅，德、智、体全面衡量，把政治表现、路线觉悟放在首位，注意选拔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充分重视实践经验，坚持选拔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文化考查的方法“可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和专业的不同要求，采用调查访问、座谈讨论等多种形式进行试验，要切实注意有利于促进教育革命，有利于促进知识青年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反对‘智育第一’，坚决反对‘用对付敌人的办法’考学生。”
　　就这样，1972年所强调的重视基础理论和招生工作中的文化考查，被“四人帮”当作“修正主义”的表现而扼杀了。
　　1974年12月科教组、农林部、辽宁省委在辽宁省朝阳县联合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四人帮”把朝阳农学院派人到公社、生产队举办培训班、并实行“社来社去”的经验加以扩大化，鼓吹“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和“三来三去”（即“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他们说，朝农是“在教育阵地上加强对资产阶级专政，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样板”；“三来三去”、大学毕业去基层当普通劳动者是同“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是“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有效途径；是否推行“三来三去”是培养劳动者还是精神贵族的分水岭。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撤销科教组，恢复教育部，出任部长的周荣鑫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大力推广“朝农经验”的形势下，当年的招生工作怎么办？
　　经过调查研究，4月12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推广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经验和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4月23日国务院批转），其中对于1975年高校招生工作中如何实行“社来社去”问题做出如下规定：农业院校学生一般实行“社来社去”；林医师院校根据农村需要，部分实行“社来社去”；其他各类院校根据农村需要的不同情况进行“社来社去”的试点。
　　在当时“学朝农”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下，教育部能够抵制住“三来三去”，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即着手抓各个方面的整顿工作。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汇报科学院工作时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在邓小平领导下，周荣鑫发表了一系列谈话，着手进行教育方面的整顿。他驳斥“文革”前十七年大学毕业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谬论，组织人员对《全教会纪要》进行修改。他批驳大学毕业生当干部、技术员是“读书做官”的谬论，指出“三来三去”是形而上学。他强调，理科、外语要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为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和破除“三来三去”做好准备，教育部派人赴各地调查。但是，调查组尚未返京，又一场凶猛的风暴――“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开始了。在“反击”中，周荣鑫遭到围攻和批斗，含冤辞世。
　　在1975年的高校招生工作中，毛远新控制的辽宁省与教育部“对着干”，全部实行“三来三去”。1976年5-6月，教育部在迟群控制下，分三次开完了招生会。辽宁到会介绍“三来三去”的经验。
　　迟群等人以教育部名义转发了辽宁省1975年招生工作总结，并在向各地发出的《通知》说，“辽宁省去年各类高等学校试行‘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原则的经验很好”，是“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分配制度，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深入开展教育革命，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的重要措施之一”。
　　8月5日，教育部在给张春桥的报告中提出，从1976年开始，全国各类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一般试行“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的原则，特殊的由国家调配。毕业后到生产实践中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工人、农民。具体步骤与做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决定。
　　由于全部推行“三来三去”，1976年的高校招生工作延迟了三、四个月，直到粉碎“四人帮”还没有一个省完成招生工作。这样，“三来三去”也就随着它的炮制者一起“寿终正寝”了。

　　注：本组文章的主要资料来源：杨学为、于信凤主编《中国考试通史 第五卷》第三、四、五章（这几章由杨学为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