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标准化考试”中的士子们

　　科举盛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完备到什么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是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标准化考试。
　　首先说程序。明清科举分四级。第一级是县级考试，称为“童试”或“院试”，通过者叫秀才。第二级是省级考试，称为“乡试”，通过者叫举人。第三级是中央级考试，称为“会试”，通过者叫贡士。第四级是皇帝主持的考试，称为“殿试”，殿试并不淘汰，只是把贡士分出等级和名次。前三名为“一甲”，赐进士及第，其中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其后若　干名为“二甲”，赐进士出身；再后若干名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其次说考场设置。乡会试的考场设在专门建立的“贡院”内，其中建有成千上万间号房，每个号房只容一名考生。考试分三场，每场考一天，场间休息两天。每场考试的头一天晚上，考生按号依次进入号房，答卷、吃睡、拉撒，都在这不足两平方米的斗室中进行。
　　再次说考规。明清考试规则繁杂细密，要求之严几近苛刻。单说考生入场，要唱名给签，依次进入；进大门、二门须开襟解袜，经两次搜身检查；所带考具，帽袜用单毡，鞋用薄底，笔管镂空，蜡台单盘空柱，糕点食物切开，盛物的考篮用竹柳编出格眼，以便查看。如有违禁，轻则出场，重则枷号示惩。至于出题、刊印、发卷、答卷、收卷、誉录、阅卷及其监查，规则更加细密、严格。如答卷不遵格式、不避庙讳（本朝皇帝名讳）、直书孔子名讳者，考生罚停三科，主考罚薪一年，有关考官降一级调用；文理不通、文体不正、答非所问者，考生除名，有关考官革职，主考降二级调用等等。
　　最后说文体。明成祖之后，科举的主要文体是一种叫做“八股文”的排偶文体。八股文有固定的格式和极严格的程规，字数、句数、段落都有明确的规定，又专取《四书》《五经》内容命题，内容解释必须以朱熹等人的注释为标准，不得自由发挥。考生答卷，如同在固定格式中填充文字，当然评卷也就简单多了：先看是否符合给定的程式，再看内容是否符合先师圣人的原义，最后看阐发的水平。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极其“客观化”的“主观性试题”。
　　根据规范化、客观化所达到的程度，称明清科举是古代的标准化考试一点也不为过。
　　但是，这种“标准化”带给士子们的却只有一个字：苦。
　　嘉庆年间浙江士子缪艮所写的《乡闱诗》就道出了这种苦：“闱房磨人不自由，英雄何向彀中求。一名科举三分幸，九日场期万种愁。负凳提篮浑似丐，过堂唱号真如囚。袜穿帽破全身旧，襟解怀开遍体搜。未遇难题先忐忑，频呼掌管敢迟留？监军问姓亲标写，同号通名浪应酬。天只一条疑是线，地无三尺尚余沟。文光未向阶前吐，臭气先从号底收…”
　　既然这么辛苦（其实还有点羞辱），怎么还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拥挤在这条小路上呢？还是这位缪先生回答得好：“余久困场屋，此中苦况，备尝之矣；然名心未灰。”原来是“功名心”在作怪！
　　科举的诱惑也就是功名的诱惑。其诱惑力之大，竟然使103岁的广东老翁陆云从千里迢迢赴京应试，感动得道光皇帝发了慈悲之心，赏给他一个“国子监可业”的虚衔。
　　或许有人会说，李白若生在清代，决不会为虚名去蹲三天号房。其实不然，到清时，科举已推行一千多年，早已成为不衰的时尚，不变的风气，不可违拗的社会心理。才智自比诸葛、狂傲不亚于李白的左宗棠，三应会试不第，后来封侯拜相也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同治皇帝终于还赏给了他一个“赐同进士出身”。那时不兴名片，如果时兴，我想由科举而走上仕途的多数官员，都会在一大堆官衔之前印上“进士”二字。
　　为了“进士”二字及这二字后面所潜藏的种种好处，十年寒窗，三天号房，又算得了什么？